像考古学家一样思考

作为一名人类学专业的考古学家，Charles E. Orser Jr.教授在《考古思维：如何理解历史》（英文原名：《考古思维：如何理解“过去”》）中所写的《考古思维：如何理解“过去”》并没有探讨体质人类学、时下流行的人类基因组测试等热点话题，也没有重点探讨田野技术（如游墓小说中的“姜铲”）、文物分类（如作者：[美国] Charles E. Ozer Jr. 译者：马赛/童山 版本：凌雪东方 | 金城出版社 2025 年 8 月 因此，这本书看似是关于考古知识和实践的，但作者却用“思考”作为标题，并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埃及的金字塔是谁建造的？分布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乡村？理解和理解的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看到巨大的圆形或平顶土丘，他们并不认为它们可能是由他们驱逐和屠杀的印第安人建造的（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土丘的建造者来自中国甚至外星人）。但从对这些坟墓般的土丘的发掘来看——它们的形状和结构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建造者美洲原住民已经发展了先进的农业、复杂的装饰艺术以及系统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没有人有任何物证证明它们的建造者是某种神秘的种族或外星人。可见，错误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也源于殖民者认为印第安人“无法劳动”的错误观念（我认为“逃避劳动”可能是印第安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印第安人本身勤劳又聪明）。后来，哈佛建立创办皮博迪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开始关注北美文化与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互动，以及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演变。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博物馆内的石器、陶罐或青铜器与当代全球考古发现进行对比，并与原住民流传下来的民族志和口述历史事件一一佐证，从这些无声的片段中重构生动的历史场景。大胆假设并仔细验证。这是胡适先生为中国学术研究提出的方法，也适用于考古学。小泽教授所说的“考古思维”不是看到证据后就下结论，而是提出假设——验证证据——修改逻辑——接近真相。它成为一种认知模型，将“考古思维”提升为一种认识论反思。当考古遗址因自然侵蚀（如洪水、地震）或人为破坏（如盗墓、战争）而丢失关键信息时，考古学家必须避免“先入为主”和“过度解读”，而应“保持适度的不确定性”——认识到一些历史细节可能没有被还原，而源于“假设推论”（仅基于已证实的证据）。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考古学家的任务不是寻找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让过去的声音更清晰地传送到现在。”因此，与大众想象中的考古学“盗墓、寻宝、勘探、夺宝”不同，小泽教授认为，考古学的本质类似于对罪犯的严格侦查。废墟和遗骸就像犯罪现场的线索。他们口齿不清，甚至具有误导性。考古学家的任务是利用一套科学日志收集、辨认、推理和解释不完整、混乱的证据。虚构的关于过去的“犯罪现场”，就像带读者进入一个充满逻辑挑战的“天黑后请闭上眼睛”的游戏。 “思物”（包括文化系统方法、行为方法、商品研究方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和社会行动主义方法）是小泽教授在本书中介绍的如何从遗迹和证据中借鉴的各种专业考古方法。文物——任何由人类行为制造或改变的东西——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简介如下： 文化系统方法认为，每个文化系统都包含三个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意识形态子系统。考古学的目标应该是确定各种文物在每个子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技术制品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应对问题自然环境；社会技术物品是在社会子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物体，例如国王的王冠；在思想领域发挥作用的思想技术物品和以象征形式出现的物品，如某一宗族的徽记等。行为考古学家通常关注文化内的行为。他们的目标是发现考古遗迹中出现的人类行为模式。文物产生和使用的历史语境被称为“系统语境”（文物所在的社会文化系统），而文物被丢弃和后来被发现的空间语境被称为“考古语境”。不同形式的文物是系统背景（当物品被制造和使用时）和考古背景之间的“转变”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符号学提供了一种将人工制品视为符号的创新方法。为了理解一个符号，我们首先要明确三个关系：所指对象、符号本身以及翻译符号的人，即译者。罗伯特·普鲁塞（Robert Prusser）用皮尔斯的观点来解释新墨西哥州科蒂蒂社区使用的陶器。其中，有一个上面有“盾”图案，上面有鹰的羽毛，似乎是真实战争盾牌的复制品。考虑到当时普韦布洛人对抵抗西班牙入侵持开放态度，这一设计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致力于社会行动研究的考古学家相信，“考古学家可以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广泛而关键的问题上发挥有用的作用”，通过揭示过去的严酷现实来与现在的社会不公正相竞争，并利用他们的研究为被剥夺权利和被忽视的人群发出历史的声音。对种族主义玩具的研究并不是为了美化它们或震撼当代人的情感。相反，e暴露它们是为了揭示它们可能造成的损害，并确保这些玩具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研究此类玩具的另一个目的是强调人工制品（在本例中为玩具和游戏）不一定是中性的。它们可以用来宣扬和维持偏见观点。不难知道，考古学的美妙之处并不在于挖掘出什么，而在于如何从“什么”中减去“为什么”。在考古发掘现场发现的孤立文化物品的价值有限，但当与该文化物品发现的“背景”结合起来——它的埋藏环境、与其他遗迹的相对位置、发现它的土层时，它可以揭示大量信息。考古学家可以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为每件陶器、每块骨头建立精确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同时，通过文物的相似性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残破的砖瓦”中慢慢还原出当时文明的美妙画卷，并用它来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文物考古发掘和发现与物证的收集、犯罪现场勘察一样，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持续很短的时间，也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新的证据和证据的不断发现，对事实的理解和选择变得尤为重要（例如，如果接受从历史记载中了解到的事实，比如当地的叙述、民族志，甚至当地人流传下来的口头故事），这意味着你最初的观点可以不断被推翻、重构——推翻——再重构。观点与事实的差异并不像是一种证明，而更像是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正如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说：事实是“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考古学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学术探究，还关系到记忆、身份和社会正义。考古工作的目的不是堆砌数据，而是讲述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困境在于证据的不完整使得任何解释都变得不确定和多变。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和选择相互竞争的假设？当前的价值观和态度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因此，考古学虽然采用了科学思维正如麦克卢汉学者麦克卢汉所说，“我们总是通过后视镜来看待现在的一切。”在当今信息爆炸、难以辨别的时代真真假假，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支离破碎的“证据”和充满偏见的“叙述”。考古思维训练出来的能力——欣赏证据来源的能力、评估推理过程的能力、保持开放思维的能力、在面对新证据时勇于改变结论的能力——是我们面对复杂世界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我们需要像考古学家一样，既不盲目信任，也不轻易拒绝，而是用逻辑推理来筛选、验证和整合，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建立可靠的理解。它不仅是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也是评价现在、展望未来的一面镜子。作者/编辑李杰/校对龚兆华/张彦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